这个案例多次协调，最终仍没做成。

　　“临走时家属对我说，很辛苦你们跑了这么多趟。”小黄颇为感慨，如果社会能形成器官捐献的大氛围，医生也就不会害怕了。

　　小黄所在的省份是卫生部人体器官捐献的试点。2010年3月，受卫生部委托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。截至2012年3月16日，人体器官捐献试点范围扩大至16个省(市、区)。

　　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主任、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郝林娜分析，从已经完成的捐献案例分析，发现潜在捐献者的渠道并不畅通。

　　郝林娜说，很多医院和医生不能正确按照卫生部印发的“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分类标准”来判定死亡，还有很多医院有顾虑，怕担风险，不愿开展器官捐献工作，不能及时准确发现潜在捐献者并及时上报信息。他们把捐献宣传材料送进医院，把名片留在医务科。“如果发现了潜在捐献者，我们希望医生问一问患者家属，是否愿意捐器官，如果同意，可以把我们的联系方式给他。”

　　“这绝对不是要医生去劝捐。”小黄强调，医生只需要告知家属有这样的捐献渠道。如果家属不同意，医生不要再做任何说服工作，整个捐献程序到此为止。

　　小黄担心，他们的工作会被误解有利益存在。

　　但现实情况是，在已捐献器官的207例中，成功捐献者90%家庭都涉及申请困难救助问题。

　　小黄发现，他所见证的器官捐献者，多为贫困者和打工者，“富人很少”。

　　针对目前捐献者人群构成，黄洁夫强调，这一捐献人群分布不代表器官捐献以后的规律，“器官捐献是一个公平公正的事业，决不能出现权力寻租，变成穷人捐器官，富人救生命，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。”

　　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说，就目前情况看，如何给予贫困捐献者合理的人道救助，是绕不开的话题。

　　郝林娜说，无论是从人道精神出发，还是从伦理学角度分析，以及从国际通行规则来看，这样的人道救助是应当的、必要的，与器官买卖截然不同。

　　但救助背后，又会引来是否存在器官买卖的争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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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一定要保证捐献在前，救助在后。”器官捐献系统一内部人士说，因为救助才捐献，就可能被怀疑涉及器官买卖，所以捐献与救助要分开。

　　他说，救助要依据家庭贫困状况确定，而且不能与捐献数量挂钩，“不能是捐一个肾救助多少钱，捐一个肝救助多少钱。这一定要与器官买卖分开。”

　　目前，有的试点省市已经制定救助基金管理办法，而全国也急需统一政策。在3月22日举行的总结会上，一项重要议题是讨论全国性的《人体器官捐献基金管理办法》。

　　另外，专家认为，与发达国家相比，对器官捐献的认识，在传统文化和理念上有很多差异。比如说，在美国，大部分州采用领取驾照登记器官捐献意愿制度，在欧洲一些国家也是这样。但在我国，不少人觉得，领驾照时登记器官捐献，是晦气、不吉利的事。

　　浙江省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高翔说，浙江20例成功捐献中，10例捐献者因道路交通事故死亡，占50%。

　　黄洁夫说，如果交通事故死亡者可以进入自愿